在苏州再次见到萧芷琼的云铮，此刻绝对无法料到，远在洛阳朝廷中枢，一场席卷天下的飓风已经在第一只蝴蝶扇动翅膀之后开始形成。
万昌皇帝林宥今日來到内阁之中，正垂着眼帘，面无表情地听着秋临江和顾恒为新法的事情反复争论。
春雨贵如油，但今年天下却有大旱之兆，尤以山东、江淮一带为甚。
方才早朝时，沈相上言“山东灾伤，国用不足，乞今岁亲郊（皇帝郊祀），京官不赐金帛”，对此，右相顾恒表示同意，认为救灾节用，应从贵官近臣开始，可听京官分别辞赐。
但秋临江当时便表示了不屑，道：“国用不足，非当今之急务”。
顾恒虽然不愿在他风头最劲的时候与他争胜，但身为右相，竟然被秋临江这个新起的阁老当面顶撞，心中自然羞恼，便问：“国用不足，如何不是真急务，秋大人这话倒是奇怪了！”
秋临江并不惊慌，不紧不慢地道：“国用所以不足，是由于沒有善于理财的人！”
顾恒对此不屑一顾：“秋大人所谓善理财的人，不过是聚敛以尽民财罢了，而民穷则为‘盗’（起义），如此岂是好事！”
秋临江摇了摇头，道：“这却不然，有善理财者，可使民不加赋，而国用足！”
顾恒听了，觉得有些好笑，挑了挑眉：“天下哪里有这个道理，天地所生的钱财万物，不在民，就在官，设法从百姓处巧取豪夺，比增加捐税还坏，这实际上就是当年桑弘羊之流蒙骗汉武帝的那套说辞！”
两个人争來争去，可谓精彩，不过真正明白朝廷景况的人却都一声不吭，为什么？因为这些都不是关键，要说关键，还得从朝廷“国用不足”的原因说起。
大魏朝富裕不富裕，有沒有钱，答案肯定是富裕的，钱也是有的，问題在于这个钱在谁手里，又花在何处。
大魏建立之初，太祖曰：“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意思是说，遇到灾荒年景，将饥民招募为兵，可以避免饥民作乱；正常年份，即便有军队作乱，而百姓也不会参加，于是，建立了由国家财政养兵的制度，被养的这批人，后來便被称为军户。
这套制度短期來看的确不错，但时间一长，就一塌糊涂了，百姓一旦应募为兵，便被输入官府军籍，这些入了军籍的人们，行不得经商，居不得为农，生老病死皆不许脱籍为民，妻子儿女全部都要仰食于官府，于是，兵营里便到处都是老弱病残之兵，这种兵，一旦开战，如何上得了战场，于是，再大量招募精壮之兵，就这样，从开国到如今接近两百年，按今日的大魏朝兵力來算，全国一共正式编制有210个卫，1176000人，，，嗯，还要外加新成立的三十六卫新军，201600人，全国正规军接近一百四十万人。
这些正规军要养着，自然是要花钱的，其士兵每年的军饷军粮，折合合计为每人三十贯钱，以云铮计算出的“购买力”折算，三十贯大约不到今天的两万元人民币，供养全家一年的花销，不算富裕，就不算新军吧！原有的正规军那一百二十万人，每年就要花费三千五百万贯的巨额军饷。
然而支出并不止于此，除了这些正规军，还有普通军户，军户的口粮因为有军田，倒是不用担心，但他们也是要发饷的，当然他们的军饷要比正规军少不少，大约为每年五到八贯，约合今日的人民币五千上下，朝廷唯一可以庆幸的是，全国近七百万军户，朝廷只需要负担大约四百万左右，剩余的由四大边镇的帅府自行负责，然而这一笔开支，却又去了三千两百万贯。
而且最恐怖的是，这六千七百万贯的巨额军饷开支，还仅仅是平日养兵所需，还不包括战时的后勤保障、转运、赏赐、组织动员、损耗、管理等等……
这是军饷，还有一个大开销，是官俸。
太祖时期设计的官、职、差遣分离的制度，与科举、恩荫、荐举等选官制度结合起來以后，演变出了大批量的冗官，了解朝廷内情的人都知道，有官有职而沒有差遣的人，占到了官员总数的百分之七、八十以上，这也就是说，在帝国的所有官员中，有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的属于不干事的冗官，为了安排这些已经有了官、职和每年继续涌进來的新官员，帝国绞尽脑汁地发明新差遣、新官位，于是就有了另一个很经典的形容词，叫做“叠床架屋”，这些叠、架起來的冗官们与帝国慷慨的高薪制度相结合，在催生出大魏帝国灿烂的经济文化之花同时，也耗费了以千万计的俸禄，户部有详细的账目显示，万昌皇帝登基之前，两万五千名朝廷正式在编的官员，和那些找不到准确数字，据估计在二、三十万左右的吏员，每年需要支出的俸禄，至少高达在一千二百万贯钱。
其中，以宰相和阁老为例：他们的俸禄收入包括：正俸，相当于基本工资；添支，相当于资历或年资工资；职钱，相当于职务工资；衣赐，相当于服装补贴；茶酒厨料，相当于伙食补贴；饲刍，相当于交通补贴；薪炭，相当于取暖补贴；还有七十个人的随从衣粮，相当于安全保卫兼威风摆谱津贴，其总数大约为一万贯钱上下，差不多合一万亩土地的出息，大约相当于今日六百六十万元人民币左右，要知道，内阁虽然只有七个人，但享受宰相待遇的人可远远不止七八个人，太祖戎马一生之后，对军队将领的待遇是最高的，都指挥使的俸禄甚至比宰相还要高出三分之一左右，而拥有都指挥使实职的人和享受都指挥使待遇的人，却比拥有宰相官位的人，又要多出许多，另外四大边镇大帅每人每年还可以以个人身份拿到朝廷两三万贯俸禄。
于是，军饷和官俸两项就占去了整整八千万贯的巨资，另外有一项是古今历代朝廷的惯例花销：祭祀天地和列祖列宗，千万不要以为这笔钱很少，一年少说也得花掉四五百万贯呢？
然而朝廷每年的收入也不过就是在八千万贯到一亿贯之间徘徊，除了上述几样花销，朝廷每年总得做点事吧！既然如此，经常出现“国用不足”也就理所当然了。
但是朝廷虽然穷，可不代表每天出现在朝堂上的各位殿下、大人们也穷，尤其是高高在上的那位陛下，更是富得，，不是流油，，简直跟后世中东的石油富豪似的。
皇室的皇庄、矿山、官窑、各类作坊甚至还有船场等等，可谓产业无数，比如说淮安公主林玉妍，她实际上就可以算是在替万昌皇帝掌握官窑产品出口，她在其中只分三成利润，就富得让云铮目瞪口呆，那么可以想象，拥有这么多产业的皇帝本人，其内库每年将有多么惊人的收入。
而沈家顾家这样的门阀呢？一是他们都是几百年的世家勋贵，多年來积累下來的田产、山林、大城市内的店面甚至是丝绸作坊、茶庄等等几乎无数，哪家不是巨富，估摸他们的身家究竟大到什么程度，也只有他们自己的家主等几个核心成员知道了。
而以云家为首的军阀世家，除了上述产业之外，还有诸如铁器作坊一类跟军工沾边挂钩的产业，而云家更是拥有大魏朝内独一无二的几个大马场，另外，外四家还有军户和军田，军田原本算是朝廷的产业，不过小成王之乱以后，渐渐成了边镇世家的私产，军田原本就是比较好的良田，而且面积也很大，各家名下的军户在军田耕种，世家并不负责他们平时的口粮，而且还要根据家庭人头來缴纳一部分余粮作为军队的军粮，农闲的时候也沒法真闲，世家会给他们安排一些其余的工作，这些事情并不明细计算薪酬，而是按月发饷，就是上面所说的每年大约五到八贯（男、女、老、少当然有差别）的饷银了，至于他们的劳动所得，抱歉，那是世家的收入，所以按照这一点算來，世家门阀和军阀们也应该是有钱的。
所以算來算去，从皇帝到军阀门阀、各级官吏、地主豪强以及大商人，这些人个个都是有钱的主，而穷的，那就只能是朝廷和普通老百姓了。
云铮不是不知道朝廷的状况，他只是太清楚自己对这件事情完全是有心无力罢了，秋临江新法他很清楚，如果刚才发生在朝堂的争论云铮可以知道，他甚至一定会赞同秋临江的意见，因为秋临江的观点，至少在理论上完全是正确的，不增加税赋而增加财政收入的方法有很多，云铮这个“后來人”岂能不知道那些早已为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所证明的法子，加快资金周转速度，改进生产条件以增加生产等等皆属此类，事实上，秋临江所推行的青苗法也是类似的一个相当高明的方法，实际上青苗法并非秋临江所首创，最开始时，是山东的地方官率先采用此方法扶助当地农业生产，秋临江做县令时，曾经试用过，发现效果颇佳，深受百姓欢迎，于是便在他的辖区里广泛推行应用。
其实眼下大魏朝农村盛行高利贷，利滚利其实是较为常见的利率，事实上已经成为农民破产、土地兼并的一种形式，对大魏帝国的危害不言而喻，因此秋临江主张，在青黄不接的时候，由政府贷款给农民，收取半年百分之二十的利息，收获之后连本带利即行归还，由于此贷款以田中青苗为信用保证，所以，称为青苗法。
以云铮的眼光看，这半年百分之二十的利率放在后世完全已经可以算是高利贷无疑，但是，在此刻的大魏朝，这却只相当于现今高利贷的三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因此，用此方式扶助农桑，应该是功德无量的事情，云铮最先听说这个事情的时候就已经觉得奇怪，秋临江这个人居然知道可以用信用贷款的方式刺激经济的成长；当生产增加货物流通时，即便用同一税率，也能在加速周转的流通状态里收到增加财政收入的成果，实在让云铮这个坚持“制度至上”的穿越青年诧异非凡。
秋临江其它与经济有关的变法，如设置三司条例司、农田水利法、均输法、市易法及免行钱、方田均税法、保马法等，其基本经济思想大体來源于此，这种采用金融调控的方式管理国家的企图，其深度与广度都不曾在当前世界的任何其他地方提出过，不可谓不先进。
然而……云铮仍然无法看好这次变法的前景。
顾恒方才所斥责秋临江所筹划的变法，正是当年桑弘羊者流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