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中央领导下，陕甘宁边区首先实行精兵简政，并先后进行三次精简，取得很大成效，随后，各根据地普遍实行了精兵简政，主要内容是……精兵简政政策的普遍实行，对于减少消费，增加生产，减轻人民负担，克服物质困难，提高人员素质和工作效率，起了积极作用！”，，百度大神。
秋临江当然不会知道千年后的那个神奇执政党才是“精兵简政”四个字出名的源头，但他此刻却是毫不犹豫地提前抢注了，而且几乎是报持着一种决死的心态才说出來的。
事实上，朝廷机构膨胀、人浮于事等弊端，固然与朝廷的职能定位不清、未能及时跟上全国形势的真实变化、管了许多不该管的事情或者管事效率低下等因素有关，但与此同时，还有另一个原因，则是由于目前的人浮于事局面已经形成，人太多：“兵”不够“精”。
如果说前者是“事杂”导致“人多”，那么，后者就是“人多”导致“事杂”，这已经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在“兵”不够“精”的情况下，很多衙门的官员无所事事，按照曹参的理论，这么多官员无所事事，就很可能要“生事”，就是总要干点什么來显示他们是在做事。
同时，人太多也使得衙门内部人际关系、部门关系更加复杂，大大降低了办事效率，导致文山文海，产生“事杂”的局面，而为了应付这一局面，就必须增加更多的机构、更多的人，进而导致恶性循环，于是机构臃肿膨胀在所难免。
可见：“兵”不“精”也是导致“政”不“简”的重要原因，不简政就难以精兵，而不精兵也同样难以简政，这样一种恶性循环可以自我复制，最终甚至可以导致变法越來越积重难返，拖得越久，变法的难度就越大。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精兵”和“简政”之间就是一种“鸡生蛋”和“蛋生鸡”的糊涂关系，而是说，二者实际上是一种伴生、寄生关系，一种情形的出现必然导致另一种情形的出现，所以，秋临江所谓的精兵简政，并不只是说要裁军、要撤官，他心里的深意，用后世的词语來说，其实是想推行一种管理体制改革，想要双管齐下：“简政”的同时必须“精兵”：“精兵”的同时也不能耽误“简政”。
就当前而言，秋临江气势更认为：“精兵”更具有突破口的意义，因为：“徒法不足以自行”，任何制度终归都是由人來建立、靠人來执行、被人所维持，也就是他早先万言书中所说的官员选拔的问題，实际上他也不是不知道，说到底，朝廷的新法最关键的并不是制度层面上的问題，而是“人”的问題，因为，制度层面的新法实施方向其实已经很明白，也很容易明白，真正的难点在于有沒有“人”愿意去、敢于去、能够去推动这样的新法。
他口中的精兵简政，不仅仅是裁军和撤官这么简单，他的“精兵”思想，突出的就是落实“人”的责任，它意味着那些掌握实权的人，有职责、有义务主动推动、配合新法，实现“简政”，承担起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甚至做出必要的牺牲，而不是成为新法的阻力。
而那些“站着茅坑不拉屎”的冗官，该清退的就要毫不留情的清退，该退到闲职上去的就要坚决地让他们退到闲职上去，另外那些有显贵爵位的王公侯伯，爵位上的俸禄既然减不掉，那么其兼任的一些七七八八的闲杂职务，该撤的也就应该去撤掉。
当然，这个精简主要是从朝廷机构上來说的，至于军队的裁减也一样要进行，不过这个想法要实现，可谓难如登天。
如果说大魏朝廷里头的各类官员要裁简还可以通过无上的皇权一步步地进行，譬如这个月削掉几个职务，下个月裁撤个把衙门，分步骤慢慢來，但是军队的裁减就很敏感了，这个敏感在于，大魏朝有个不成文的习惯，可以算是潜规则吧！就是朝廷中央军的数量要维持在四大边军之和这个水平或者略微超过。
就说现在，云家有三十六个卫，周家有二十七个卫，冷家有二十一个卫，江家有十八个卫，四大边镇一共一百零二个卫，一共有大军五十七万余人。
而朝廷的中央军则有“关东”、“江东”、“湖广”三个隐性（指沒有正式按此编制）的大卫，一共一百零八个卫，全军六十万人出头。
既然有这条潜规则，那么中央军如果真要裁军，则势必要让边军也相应的做出缩编或者裁撤，然而有两个大问題问題：一是四大边镇会不会答应裁军；二是按照当前边防形势，边军能不能裁减，如果裁减的话，会不会引起周边“蛮夷”窥视中原。
秋临江自问不通军务，对于后一个彻底的军事问題实在沒有把握，再者朝廷的军力如何与四大边镇保持平衡他也不怎么了解，所以心里对这一点倒是略有些犹豫的。
殊不知这一点才是林宥心里最关心的一个问題。
林宥一听秋临江的话，目中精光顿时一闪，深深地看了他一眼，低沉有力地问道：“秋爱卿请试言！”
二相、四阁老全被秋临江的话惊了，个个吃惊地看着他，甚至有些觉得这位新晋的秋阁老是不是脑子抽筋了，居然如此胆大包天，甚至连一直老神在在地沈城也倏地睁开双目，看似浑浊的眼睛里不经意地射出一丝冷厉，但更多的却是一种很有压迫感的审视，仿佛要把秋临江整个人都看穿，好知道他说这话究竟是出自什么心思一般。
然而秋临江凛然不惧，神色自若地道：“臣遵旨，陛下，诸位大人，我大魏朝开国二百春秋，有许多制度虽然曾经很好，但现在却已经不再适合继续执行，陛下，臣接手左副都御使之后曾经查过案卷，国朝开国之时全国官、吏不过十万，而且此时的官俸也沒有眼下这么高，不对，是沒有那许多津贴，因此朝廷每年在只需要花很小一笔钱便能维持，然而现在，全国正式官员便有十八万多人，各类吏员近六十万，每年官俸高达一千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