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铮的构想十分简单，作为一个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四有青年，从小到大最熟悉的交通工具莫过于……自行车。
云铮从前一直很有一种疑惑，总是想，中国古代的科技发明既然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一直领先于世界很多年，四大发明就是例证，那么象自行车、三轮车这样仅需人力通过链条传动的交通工具，其原理也应该和水车、风车等器械差不多，要制造起來的工艺要求也不算高，但偏偏古代人民就是沒有发明出來，不知道为什么？要不然的话，这项发明必将是一个对人类文明有重大推动作用的历史性发明，中国古代的交通便利程度将得到大大的提高，对后世的影响将难以估量。
后來在某个论坛上看到一种说法，说是因为中国古代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坐车的人，一种是推车的人，如果出现第三种人骑着自行车自己跑，肯定会被前面两种人一起鄙视，不得不说这句话虽然有些极端，但确实挺符合中国古代的实情，就好像云铮一直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刷牙一样，古代虽然器械不先进，但特别会折腾人，换在自行车上面也说得过去，有身份地位的人肯定不会自己骑个车，而沒身份地位的人估摸也弄不到车，这就尴尬大了。
不过幸好云铮这会儿考虑的是用自行车改善后勤运输能力，倒是不必考虑这种社会风潮的问題，社会风潮可不是闹着玩的，尤其是在中国古代这种仁义礼智信当先的时代：“奇技淫巧”这个帽子往谁脑袋上戴过去，麻烦都很大，东汉的郑玄在《礼记，王制》的注释中说：“作淫声，奇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并把先秦最杰出的工程技术专家公输般(即传说中的鲁班)列为首诛对象，就因为鲁班运用奇技作了奇器，历代王朝都崇尚义和利，道和器的区别，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言义和道的被奉为君子，言利和器的被斥为小人，这就把知识和知识产品分成尊卑贵贱，提倡坐而论道，轻视技术和经营，此种价值取向主导中国数千年。
这样的观点，就连孔子的嫡传弟子也对抗不了：“子贡……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进，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为圃者仰而视之曰：‘奈何，’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泆汤，其名曰槔，’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子贡瞒然慙，俯而不对，，，连孔圣的亲传弟子都败在这种观点面前，遑论他人。
云铮穿越來这大半年，已经基本熟悉了这个时代人的思维，如果他云少帅、云探花闲得蛋疼去发明个自行车骑來玩，肯定会成为奇技淫巧的坏典型，遭到万人唾骂和鄙视，所以他想到这个点子的时候，第一点考虑的不是自行车能不能在这个时代制造出來，而是可不可以制造，万一制造出來，是不是会给自己带來什么难以解决的麻烦，以及这样的麻烦能不能用别的方法避免，，，有一样好的想法却要现考虑能不能去做，这恐怕是中国从古到今一直沒有变过的一项悲哀，自由，任重道远。
办法不是沒有，借着给军队提高运输能力的风，云铮觉得如果自己能做出自行车，装备到军队当中，确实从实际上提高了运输能力，节省了大量人力物力资源的话，应该是有足够的理由顶住那些反对之声的，节省人力可以说成节省民力，节省物力可以说成节省民财，有了这两条在先，以他云少帅拉虎皮当大旗的本事，足以拿出一番大道理，让自己的行为不断不是“奇技淫巧”，而且还“利国利民，功在社稷”。
相通了这一点，这时云铮才去考虑古代的自行车发明究竟是否可行。
原先的历史上，自行车是西方人的发明，來历是这样：1790年，有个法国人名叫西夫拉克，他特别爱动脑筋，有一天，他行走在巴黎的一条街道上，因为前一天下过雨，路上积了许多雨水，很不好走，突然，一辆四轮马车从身后滚滚而來，那条街比较狭窄，马车又很宽，西夫拉克躲來躲去幸而沒有被车撞倒，还是被溅了一身泥巴和雨水，别人看见了，替他难过，还气得直骂，想喊那辆马车停下，讲理交涉，西夫拉克却喃喃地说：“别喊了，别喊了，让他们去吧！”马车走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