斤，其剩余为3240公斤。如果每人口粮按225公斤计算，一年则需270公斤，5口之家年需口粮则为1350公斤。扣除口粮外，所剩粮食为1890公斤。如果再按每斗50文的市场价格计算，剩余的1890公斤粮食折钱为205千文。这是4等户之家年生产的剩余情况。然而在这部分剩余中，用来换取穿的、用的等生活所必需的东西还将占有一定数量。加之死丧、疾病之费，婚姻、祷祀之用，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其最后的剩余也就不多了。以此看来，第4等户的5口之家农民不仅仅是承担国家赋税，并且是在其收入的30%的情况下，基本上能够维持温饱的生活。然而，这是宋代农民负担的一般化或标准化的情形，也可以说是农民负担在较底程度上的反映。由于地区的差异，地理条件的不同，土地肥瘠的不同，粮食产量及价格也不同，税额标准、折算标准也是不一样的，甚至差距很大。再由于宋代由北宋到南宋，由前期到后期，甚至在不同的皇帝统治时期，政治上、军事上等因素的影响，农民负担基本上呈现出越来越加重的趋势。这些从一些诗词中就能看得出来，“霜耕冰在趾，雨种泥没膝”，“尽力泥水间，肤甲皆痏疮”，“青巾短褐皮肤干，不避霜风与毒日，暮即耕兮朝即耘，东坻南垄无闲人”，这些诗句都是他们艰苦劳动的写照。但辛勤劳动的结果，却仍是“天下三分二分贫”。人们常引用司马光的一段文字：“四民之中，惟农最苦。农夫寒耕热耘，沾体涂足，戴星而作，戴星而息。蚕妇育蚕治茧，绩麻纺纬，缕缕而积之，寸寸而成之，其勤极矣。而又水、旱、霜、雹、蝗、蜮间为之灾，幸而收成，则公私之债交争互夺，谷未离场，帛未下机，已非己有矣。农夫蚕妇所食者糠籺而不足，所衣者绨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亩，不知舍此之外，更有可生之路。”尽管农夫蚕妇“其勤极矣”，但在这个农业社会中，农业仍是主要的“可生之路”，其大部分不可能“舍此”而就他。由此可见大宋时期农民的负担是沉重的，所以才造就了终宋一朝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据统计宋朝前后300余年中经历了433次农民起义，其中230次发生在北宋，203次发生在南宋，从宋太祖乾德三年的第一次农民起义开始，到宋朝末年最后一次农民起义结束，其数目之多是空前绝后的。虽然大宋的覆灭跟农民没多大关系，当然也跟农民起义的局限性有关，这点前世太祖已经分析过了，但是也能看出大宋时期农民问题的严重性。
虽然我现在也是属于地主阶级的一员，但要是能把大宋的农民问题解决了，大宋的实力也能提升一大节，这个事情要好好考虑一下，当然这不是当前紧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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